舉例來說，早期人類是什么時候踏上青藏高原這個問題，西方學者幾乎無解。近幾年通過中國學者的努力，我們可以有把握地講，距今5萬年前左右，人類已經定居在青藏高原，開始了他們的文明創(chuàng)造。在5000年前左右，已經有了像卡若遺址這樣的新石器時代農業(yè)聚落，人們在這片土地學會種植小米，隨后引進了青稞。

　　即使是進入有文獻記載的西藏歷史時期，考古學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改寫、豐富著西藏歷史。如我們在中尼邊境吉隆發(fā)現的唐代官方使節(jié)王玄策所建《大唐天竺使出銘》石碑。這塊石碑的發(fā)現是目前實證唐—吐蕃—天竺道路的唯一實物證據，比今天大昭寺前的唐蕃會盟碑要早出一百多年。

　　這項20世紀以來中印交通史、唐蕃交通史上最為重大的考古發(fā)現，說明中國學者利用天時地利之便，在西藏考古領域不斷取得新成果。目前中國考古工作者提出的關于象雄考古、吐蕃考古、高原絲綢之路考古、西藏佛教石窟寺考古等前沿性的學術課題，已引起國際藏學界高度關注，其研究成果日益得到中外學術界的高度認同。

　　中新社記者：《大唐天竺使出銘》是否實證了傳奇人物王玄策的存在？能否展開講講這一石碑的出土過程和意義？

　　霍巍：文獻曾記載，在吐蕃時期，也就是公元7世紀左右，中印之間有一條重要的國際通道，唐代使節(jié)王玄策曾利用這條通道前往印度。王玄策第二次出使時，遇上天竺內亂。王玄策和他的副手在吐蕃松贊干布、文成公主以及泥婆羅的幫助下，幫助天竺平定內亂，完成了這項出使工作。

　　雖然在不少海內外的民間故事中，王玄策常以“大唐第一猛人”的形象出現，但在《大唐天竺使出銘》發(fā)現前，學界對唐代中西交往史存在諸多疑惑，無論是王玄策，還是關涉出使路線的蕃尼古道，都對其存在與否有著極大質疑。中外考古工作者曾多次探尋這條古道的遺跡，如19世紀末法國學者烈維·格里遜為了尋找王玄策當年在印度耆崛山所建碑銘的遺跡，曾經親臨實地考察，但最后卻不得不“顧此山草木蔓愆，攀登甚難，失望而返”。

　　1990年6月，我們在吉隆考古調查期間，在當地民眾幫助下，尋訪到了一塊寬81.5厘米、殘高53厘米，懸掛著哈達、涂滿了酥油的碑刻。老鄉(xiāng)長告訴我們，當地藏族民眾對這塊刻有漢字的“石頭”十分崇敬，認為是可以保佑地方平安的“神靈”。

《大唐天竺使出銘》碑銘局部。受訪者供圖

　　擦洗碑刻后，碑上的文字逐漸顯現，首先映入眼簾的便是用篆字書寫的額題“大唐天竺使出銘”。這方碑刻雖已殘損，但還殘留有陰刻楷書24行，從書法和格式上都具有唐代碑銘的特點。經考證，它記錄了王玄策第三次出使，是目前西藏發(fā)現的年代最早的唐代碑銘，也是唐—吐蕃—天竺道路的重要實證。

　　中新社記者：為什么西藏文明的軌跡始終朝東發(fā)展？西藏考古如何為全人類提供了“高原文明”獨一無二的世界樣本？

　　霍?。?/strong>青藏高原是地球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地區(qū)，長期被認為是“人類生命禁區(qū)”。西藏考古的科學發(fā)現，用大量實物證據打破了這一神話，并提供了早期人類為什么能適應高原、在高寒缺氧的情況下生存發(fā)展的人類學依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