紅珍（左四）率領的“亞龍娃”家族娘子軍

　　兩個多月前，西藏小友紅梅來電，她大姐的女兒參加建黨百年紀念活動演講比賽，想要參考我的一篇舊文，我當即表示支持。隨后的幾天，好奇心促使我關注著演講比賽進程，結(jié)果讓我驚喜，這個名叫達瓦玉珍的女孩總分第一，獲得南京農(nóng)墾集團舉辦的建黨百年演講比賽一等獎?？吹叫」媚锫暻椴⒚难葜v視頻，一口流利標準的普通話，身著藏裝亭亭玉立，簡直難以想象，她來自喜馬拉雅深山“亞龍娃”家族，是朋友紅珍的外孫女。哦，遠方的親人，你們還好嗎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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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亞龍娃，上察隅方言，“站起來”的意思。

　　達瓦玉珍的曾祖母普赤，在西藏民主改革前一直是領主的家奴，她一家世代都是奴隸，直到西藏民主改革的春風吹到她所在的邊鄙小村慈巴村，她才卸掉了身上的枷鎖，從領主跟前躬身的奴隸挺直了腰桿，可以揚眉吐氣做人，于是村里人叫她“亞龍娃”，她的家人就成為“亞龍娃”家族。

　　“亞龍娃”普赤阿媽的熱心善良在村里有口皆碑。西藏和平解放前夕，村里來了阿旺西熱一家四口，一家人躲債從波密逃到密林深處的慈巴，孩子他媽因一路疾苦奔波不幸病逝，小兒子才6個月大，尋著媽媽的尸體找奶吃，這一幕被普赤阿媽看到，一把抱起孩子，讓他吸吮自己的乳汁，正巧自己的女兒紅珍也這么大，自此兩個奶娃連帶孩子6歲的哥哥一起由普赤養(yǎng)大，直到他們參加工作。后來，紅珍的阿爸在中印邊境當背夫途中過世，阿媽便和阿旺西熱組建了新的家庭，老兩口又有了兩女一男三個孩子。多年后，一個女兒當了護士，另一個女兒當了醫(yī)師，紅珍是他們同母異父的大姐，成年后當上村長，以后小兒子次仁多吉接了姐姐的班，當上村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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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與“亞龍娃”家族的友誼源于41年前。

　　1980年3月，我作為西藏日報的記者和新華社西藏分社馬競秋、才龍及本報阿多一行四人去藏東采訪。從拉薩到八一鎮(zhèn)408公里，乘老式客車要花兩天時間，中途工布江達過夜。一路上，米拉山大雪封路，滯留半天；色季拉山遭遇雪崩，一車人下來徒步；波密縣各區(qū)采訪，走村串戶，安步當車；出傾多深溝，搭乘農(nóng)民的手扶拖拉機；然烏兵站小住，搭上了成都軍區(qū)青藏兵站部的運輸車隊，隨之浩浩蕩蕩地爬越了達姆拉雪山。山這邊，是荒漠、雪山；山那邊，已然一派新綠。察隅，號稱西藏江南，在竹瓦根采訪數(shù)日后繼續(xù)南下，連綿的陰雨，將我們滯留在只有8戶人家的慈巴村。

　　慈巴村，地處喜馬拉雅東南隅峽谷森林， 岡日嘎布河從雪山奔流而下，似沖鋒的號角。我們直奔村長家（當時叫生產(chǎn)隊長），大姐原名才旺卓瑪，后來給自己改名叫紅珍。聽說拉薩來了記者，她風風火火地從田里趕回來，進門就是打酥油茶、殺雞、摘菜、燒飯，一小時后，滿屋飄香。

　　紅珍長我一歲，笑盈盈的圓臉盤，會說話的大眼睛，寬厚結(jié)實的身板兒，干脆爽朗，招人喜歡。雖然沒有上過學，但領悟力強，為人做事深得民心，當過團支部書記、婦女主任、民兵連長、黨支部委員、生產(chǎn)隊長。我們走后農(nóng)村改制，依然被選為村長。

　　慈巴地處原始森林，小木屋星羅棋布。紅珍家堂屋有20多平方米，朝南一面連著曬臺，可從三面眺望察隅溝谷的近樹遠山。紅珍的丈夫徐郭是區(qū)里的干部，平常很少回家，她取出壓箱底的新被褥，把閨房讓給了我，和父母孩子擠住在堂屋靠墻的卡墊上。堂屋中央是火塘和灶臺，一家人傾其所有接待我們。紅珍通常是天亮前下地干活，阿媽在家照顧3歲的珍華和1歲的紅梅，兩個大點兒的孩子跟著爸爸在區(qū)里上學，家里做飯的事總是阿爸幫襯，我們和家人一起圍著火塘就餐，飯后接著訪談話聊，待松樹明子燒成灰燼就各自歇息。

　　木樓的下層，是動物家園。豬夫婦和雞家族和睦相處，兩頭黃牛和一匹馬一旁歇息。夜深的時候，能從山澗轟隆中辨出馬語豬哼雞鳴，大自然的音響使村莊愈發(fā)顯得靜謐。在慈巴的那幾天，一家人招待我們好吃好喝，是出門以來睡得最香甜的日子。

　　（三）

　　察隅毗鄰印度、緬甸和我國云南省，史上陸續(xù)有周邊少數(shù)民族遷徙到這里，如獨龍、傈僳、納西、珞巴、門巴、僜巴和怒族，形成了多民族混居的特色。紅珍一家就是民族融合的典型，父母和她們四姊妹都是藏族，丈夫徐郭是珞巴族，來自喜馬拉雅南部印占區(qū)益度密西部落，受西藏和平解放的召喚，他在12歲那年和部落族人翻越雪山來到察隅定居，22歲那年組織上保送他入中央民族學院學習，畢業(yè)后成為一名勤懇敬業(yè)的基層干部。和紅珍組建家庭后，孩子們隨他選擇珞巴族，他的心思大都在工作上，“我們是黨的人”，這是他跟孩子們說得最多的一句話。

　　我們那次的采訪目標主要是僜巴。

　　地球上僅有幾萬僜巴人，他們世代居住在喜馬拉雅山脈以東，橫斷山脈以西的高山峽谷里，大致方位在丹巴江流域至察隅河流域之間的熱帶雨林中，大部分僜巴仍居住在印度占領區(qū)，察隅縣境內(nèi)只有幾千人。那幾天，我們以慈巴為軸心，采訪了周邊的幾個僜寨。

　　那是個雨夜，我們和紅珍一家圍著火塘談天說地。隨著一串酷似緬傣山地語的喊叫，一個人水淋淋地出現(xiàn)在門口，黑色的斗篷里探出一張瘦削的臉，讓人一下看到黑亮的眼睛。大概是走得太急，耳垂上那對喇叭筒狀耳環(huán)不停地晃動，耳環(huán)有雞蛋那么大，銀質(zhì)的喇叭形狀，大口朝前，底座穿扣在耳垂上，因為分量重，耳垂被墜得老長。來人站處，已經(jīng)淌下一地泥水，身上的水還在順著筒裙往下滴，地板上的那雙赤腳很臟，兩只腳相互攪動著……火塘邊的“神仙會”被叫停了。

　　家人都熱情地招呼她，紅珍和普赤阿媽居然都會僜語。看她沒有走的意思，我遞過身邊的小板凳，她卻擺擺手，“撲通”一下坐在地上。這以后，她反客為主，高談闊論，主基調(diào)“僜巴人站起來了”“民族平等”云云。

　　她開始用僜巴話和阿媽私語，這母女倆都是語言天才，也是交際好手。歷史上藏族和僜巴有著很深的隔閡，眼前的融洽場景令人感嘆。阿爸聽不懂，又不甘寂寞，便找碴逗這位年紀相仿的女人。老漢伸出手向她討煙抽。她從上衣大襟里掏出一個小袋子裝的烤煙。老漢像孩子似的拼命搖頭，讓她再掏掏口袋。她做了個鬼臉，無可奈何地拿出一個小圓鐵盒，里面還真有幾支卷煙。老漢得意地取走一根。她呢，擠擠眼睛，假裝心疼，表情卻是樂開了花。

　　僜巴婦女大都抽煙，用的是一種長桿子的煙鍋，香煙自然是稀罕物。我認出那兩支香煙是白天采訪時同行記者送給她的，這才悟出白天采訪過她。她所在的西熱貢村正在“刀耕火種”，火光下刀片閃閃，農(nóng)具原始落后令人扼腕。紅珍擔任向?qū)Ш头g，她讓紅珍告訴我們：“我們僜巴過去是不養(yǎng)豬的，現(xiàn)在養(yǎng)了一頭，為了給兒子結(jié)婚用，也是響應政府號召。過去僜巴全都住在深山老林里，生活很苦?，F(xiàn)在，黨中央、毛主席叫我們下山，我們心里的感激難以用語言表達?！?/p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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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33年后的2013年5月，我?guī)б粋€小組赴藏采訪，有機會再入察隅。放下了其他采訪，迫不及待趕去慈巴。山水依舊，村莊翻新，道路拓寬。阿爸阿媽已經(jīng)過世，紅珍搬到城鎮(zhèn)隨女兒生活，大女兒秀英當上了林芝市巴宜區(qū)的干部，當年那個走路還不穩(wěn)的小女兒紅梅也成了國家干部，紅珍的弟弟次仁多吉在守著這個家。兒子國慶中學畢業(yè)后返鄉(xiāng)務農(nóng)，傳承祖業(yè)。

　　與次仁多吉的見面頗具儀式感，30多年過去，彼此都很激動，他家一直保留著我們當年的合影照片。那年我們?nèi)サ臅r候，他是村里的會計，為了給我們騰房子，吃住在小伙伴的家里。臨走那天，我們按照駐村常規(guī)，租用了村里的四匹馬。從慈巴村返回下察隅鎮(zhèn)有60多華里山路，大約是一天的馬路行程。村里派一個牽馬人隨去，以便牽回馬匹，這份差事有個好聽的名字——回馬人。雨中騎馬走山路的艱難險阻幾句話難以說盡，次仁多吉傾盡全力保駕護航，抵達下察隅鎮(zhèn)天色已暗，實在太累了，在區(qū)委食堂湊合吃了兩口就睡了。這是出門后幾個人頭一回沒開“神仙會”。那天夜里，身上沒有一處安生，似有千萬條小蟲在爬，渾身又酸又癢又疼，好不容易熬到天亮，爬起來第一件事是去感謝多吉。出門發(fā)現(xiàn)馬不見了，心頭一緊，企望多吉只是去草地上放馬。走進屋，床鋪整整齊齊，心徹底涼了，原來天沒亮他就趕著馬走了。不需要客套與酬謝，這就是察隅人。

　　次仁多吉后來擔任過村長、村支部書記，副區(qū)長，還兼任村里的電工。在一次搶修電路中，兩只手因漏電被燒傷，留下永久的殘疾。

　　我這才想起追問，那一年我們在他家住了5天，有沒有把他們家吃窮？他回復說我們留下的現(xiàn)金糧票足夠，這令我對同行肅然起敬，也隱約憶起西藏日報社對下鄉(xiāng)采訪的有關規(guī)定。

　　次仁多吉給了紅梅的電話，由紅梅安排與紅珍相會的時間。返回八一鎮(zhèn)的那個傍晚，當紅珍出現(xiàn)在樓梯口的時候，淚水瞬間打濕了我的臉頰，一切盡在不言中。

　　（五）

　　那次見面后，我和紅珍一家建立了微信聯(lián)系，當年那個蹣跚學步的1歲小姑娘紅梅是聯(lián)絡員。我們之間的話題很多，西藏的發(fā)展速度是驚人的，可以說無論中外，沒有任何一個地方會有如此的地覆天翻，紅珍一家尤其令我慨嘆，從中可洞悉西藏人口素質(zhì)的巨變。

　　紅梅告訴我，1985年國家開始對西藏實行教育援助，對口支援西藏的省市都開辦了西藏班。他們家族的很多小孩都以優(yōu)異的成績考上其他省市的西藏班。大姐秀英和姐夫1986年考入江西南昌的西藏班，她自己是1992年考入河北石家莊西藏班，表弟1996年考上北京西藏中學，表妹1998年考上重慶西藏班，大姐的女兒2005年考上廣東西藏班。紅梅和姐姐為了減輕家庭負擔，先讀中專就業(yè)養(yǎng)家，以后分別上了北京大學和西藏大學的函授，舅舅的兩個女兒一個畢業(yè)于河北師范大學，一個畢業(yè)于西藏財經(jīng)大學；小姨的兩個兒子，一個畢業(yè)于北京對外經(jīng)貿(mào)大學，一個畢業(yè)于西藏民族學院。他們中既有公務員、教師、醫(yī)生，也有企業(yè)高管，都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西藏的中堅力量，他們家就是國家實行教育援藏的直接受益者。

　　我問紅梅，在其他省市西藏班讀書與在家鄉(xiāng)上學有什么不一樣，她說最大的區(qū)別就是開闊了眼界，知道了走出去就能看得更遠，就更有力量主宰自己的命運。

　　大姐秀英的女兒達瓦玉珍應該算是“亞龍娃”家族的第四代，是23期西藏班學員，上海海關大學法律系畢業(yè)后正趕上貫徹落實中央西藏工作座談會精神，鼓勵和引導西藏高校畢業(yè)生到區(qū)外就業(yè)，這是為加快西藏人才發(fā)展采取的一項智力援藏的新政策，達瓦玉珍抓住了這個機會，2019年參加了西藏自治區(qū)人社廳與江蘇省人社廳聯(lián)合組織的區(qū)外就業(yè)專項考試，經(jīng)過考試被南京農(nóng)墾集團黨群人事部錄取為科員，視頻中的她已經(jīng)完全融入那個新的集體之中。

　　從喜馬拉雅山腳的“亞龍娃”，到社會主義新農(nóng)村的村干部，再到走出大山的國家干部，直到長江邊上的國企新秀，一個家族四代女性跨越式的變遷，正是一個大時代背景下西藏婦女發(fā)展的縮影和真實寫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