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雪域高原，有這么一群人，他們走遍西藏最高、最遠、最險、最苦的地區(qū)，用腳力、眼力、腦力、筆力，訪民情、聽民聲，書寫了新時代西藏發(fā)展的精彩篇章。

　　 他們有個共同的名字，新華通訊社西藏分社記者。

　　 2019年2月1日，西藏分社社長段芝璞（右一）在世界海拔最高縣——雙湖縣雅曲鄉(xiāng)（海拔5170米），采訪依根索村黨支部書記托贊（中）。（新華社記者索朗羅布 攝）

　　 為了報道“遠方的阿里”，2018年9月，西藏分社社長段芝璞帶著3名記者長途跋涉，到了祖國西南邊陲的楚松村采訪。

　　 他們翻過海拔5800多米的夏讓拉山，繞過90多個彎道的波博山，越野車顛簸在崎嶇的懸崖峭壁上，出現(xiàn)了動力不足的“高原反應”。車里的人頭痛欲裂，唇指發(fā)紺，但沒有人想要停下來。

　　 楚松村距離拉薩2000多公里，位于西藏阿里地區(qū)札達縣楚魯松杰鄉(xiāng)，被稱為最難以抵達的村莊?？恐赝距l(xiāng)鎮(zhèn)和部隊的幫助，他們才趕到這里。

　　 在這個人口只有288人的村子里，他們走訪了11戶農牧民家庭。采寫、拍攝的《西藏阿里楚松村“四代房”：中國邊陲巨變的縮微影像》等全媒體報道，播發(fā)后產生廣泛影響，英文版在臉譜、推特上瀏覽量超過30萬次。

　　 2019年1月8日，西藏分社記者陳尚才（左三）和楚魯松杰鄉(xiāng)干部在楚松村型欽牧場例行巡邏。（拉巴次仁 攝）

　　 2018年末，33歲的土族記者陳尚才經受了更為嚴峻的挑戰(zhàn)。他被選派掛職楚魯松杰鄉(xiāng)黨委副書記、副鄉(xiāng)長。

　　 當地海拔超過4000米，掛職期間，他經常性的偏頭痛、拉肚子、流鼻血和失眠，還被紫外線三次曬傷，經歷了發(fā)燒、灼疼、脫皮的痛苦。4個多月不能洗澡，全身酸臭，生出白發(fā)無數。對著鏡子他自問“我怎么老成這個樣子？”

　　 大雪封山的半年，陳尚才20多次下村組、牧場，夜宿農家近一個月。他在《新華每日電訊》報上開設了“駐邊筆記”專欄，發(fā)表《新華社記者雪域孤島踐行“四力”行知錄：我那天邊的楚魯松杰》等近30篇稿件，感動了無數讀者和網友。

　　 2017年6月27日，西藏分社記者索朗羅布在龍匣宰隴巴冰川雪地里爬行，雪下是冰河。（新華社記者薛文獻 攝）

　　 在分社，年輕記者見到索朗羅布都會親切地叫一聲“索朗啦”。

　　 使用這種藏式敬稱，不僅因為年齡，更是因為自上世紀80年代末以來的歷次反分裂報道中，曾是攝影記者的他都沖在第一線，哪怕遭到暴亂分子的攻擊受傷，也絕不退縮。

　　 2017年6月下旬，在海拔5430米的唐古拉山冰川區(qū)，索朗羅布再次站了出來。

　　 作為分社機關黨委副書記的索朗羅布，當時隨分社領導到藏北慰問已堅持半個多月的科考報道小分隊，攝影記者因臨時任務未歸，而這時科考隊決定鉆取冰芯。關鍵時刻索朗羅布要求留下來參加報道。

　　 索朗羅布很清楚留下來的危險。

　　 他曾長期在高海拔地區(qū)采訪，保持著新華社記者7000米以上海拔采訪次數的紀錄，在報道北京奧運會火炬接力珠峰傳遞時，最后一次攀登到6500米前進營地，導致不可治愈的左耳失聰。

　　 隨著年齡增大，這一次在路途中他已經出現(xiàn)頭痛、口干舌燥、淺睡等高原反應的癥狀，在冰川區(qū)這種癥狀更加嚴重，但他仍然沒有吭一聲。

　　 從6月28日下午2點多到7月1日凌晨，55歲的索朗羅布和47歲的文字記者薛文獻，冒著陷入冰湖的危險，在刺骨的寒風中背著攝影器材爬冰臥雪，兩次隨科考隊上冰川，順利完成拍攝任務。

　　 2019年1月29日，西藏分社副社長周健偉（右二）、張京品（右一）和白少波（左一）在那曲市安多縣多瑪鄉(xiāng)采訪基層干部。（洛桑云旦 攝）

　　 迎難而上的選擇，是不忘初心的堅定與守望。

　　 2018年7月，分社副社長周健偉帶著記者到日土縣羌塘自然保護區(qū)采訪。在海拔超過5300米的東汝村附近，在老野保員普瓊引領下，他們扛著大大小小幾十公斤重的相機、鏡頭、三角架，在極高海拔的“無人區(qū)”，用10多個小時徒步翻越3座大山，終于找到種群數量僅有200頭的國家瀕危保護動物金絲野牦牛。

　　 看到50多歲的攝影記者張汝鋒，在艱難喘息中露出興奮的眼神。周健偉說，我們的記者與當地野生動物保護員一樣可敬。

2018年10月22日，西藏分社記者普布扎西在雅魯藏布江堰塞湖報道前線發(fā)稿。（昂翁彭措 攝）

　　 “在采訪中最怕什么？”我們問西藏分社的記者。是高原反應導致的頭痛、思維遲鈍，還是苦于找不到好的線索？他們回答，這些問題都會遇到，但主要是擔心發(fā)稿時效慢。

　　 陳尚才說，在高海拔地區(qū)每思考一篇稿件，每寫一個字都是對大腦的折磨。但他最怕下基層時風雪連月，斷電斷網，稿子發(fā)不出去。

　　 2019年5月，“90后”女記者王沁鷗從海拔5200米登山大本營，攀登到海拔6500米珠峰前進營地，一路采訪用了兩天時間，為了及時回到有信號的大本營發(fā)稿，下撤時僅用了8個小時，一度產生幻覺。

　　 2019年5月21日，西藏分社記者王沁鷗從珠峰登山大本營徒步前往海拔6500米的前進營地。（新華社記者孫非 攝）

　　 吃苦不是為了讓別人點贊，在西藏分社幾乎沒有人在微信朋友圈曬“走基層”吃苦的照片。

　　 王沁鷗和同事在素有“魔鬼營地”之稱、海拔6500米的珠峰前進營地，完成長達1小時的中英文出鏡拍攝，但在播出的視頻中，除了極少數必要的鏡頭外，她再沒有現(xiàn)身。

　　 她說，“新華社記者的職業(yè)操守不允許我個人為秀‘存在感’而工作”。

　　 從前進營地下來，這位北京姑娘整個人變了樣，皮膚被曬得黑紅，嘴唇開裂，頭發(fā)油膩不堪。

　　 “為什么要上6500？”王沁鷗說，不上去就不知道珠峰垃圾狀況究竟如何，尤其是冰川與雪線附近的情況，作報道心里就沒有底啊。

　　 2018年10月14日，西藏分社記者張京品（右一）在昌都市江達縣波羅鄉(xiāng)金沙江堰塞湖安置點采訪受災群眾。（新華社記者劉東君 攝）

　　 被那曲干部稱為“藏北尋寶人”的年輕記者張京品，在踐行“四力”中挖掘出不少感人的典型人物。

　　 高海拔的安多縣多瑪鄉(xiāng)，在電子地圖里都搜尋不到。當地一些干部說，“我們這里就是一個被人遺忘的地方”。但就在這里，張京品挖掘出扶貧干部典型藏族村支書古多的先進事跡。

　　 2017年6月26日，西藏分社分黨組書記、社長段芝璞（左三）帶領科考報道組黨員索朗羅布、呂諾、羅布次仁、李成穎、黃波濤、薛文獻（從左至右），在海拔5200多米的唐古拉山上重溫入黨誓詞。（昂翁彭措 攝）

　　 沒有比腳更遠的路。援藏的分社副總編輯呂諾在報道國家第二次青藏高原綜合科考時，歷時30多天，行程上萬公里，平均海拔近5000米。在最艱難的阿里段，其他媒體都放棄了追蹤，她帶領的小分隊卻堅持到了最后，揭開了“無人區(qū)”科考的神秘面紗……

　　 由于高強度的工作，呂諾的心肺功能受損，分社強制她不能再上高海拔地區(qū)采訪。然而，遠方的呼喚仍然不時在她心中響起。

　　 她忘不了，在寒冷刺骨的那曲羌塘“無人區(qū)”采訪，汽車突然陷入泥沼，沒有網絡沒有定位，深夜里她與兩位同事互相攙扶，憑著記憶徒步找到途經的工地，最終走出時抱頭痛哭。

　　 2019年4月7日，西藏分社記者張宸（右一）與同事在前往邊境鄉(xiāng)玉麥采訪途中遭遇塌方，大家下車清理路上的滾石、泥土。（新華社記者晉美多吉 攝）

　　 “艱苦不怕吃苦，缺氧不缺精神，團結凝聚人心，海拔高境界更高”的西藏分社精神，感召一代又一代新華人在高原前行。

　　 1950年，新華社第二野戰(zhàn)軍支社的5名戰(zhàn)地記者隨十八軍進藏，邊作戰(zhàn)，邊修路，邊報道，1951年8月1日于昌都成立新華社西藏分社……

　　 通過踐行“四力”，西藏分社近年不斷加強全媒化、專家型記者的培養(yǎng)，在涉藏研究、邊境問題及登山領域涌現(xiàn)出一批后起之秀，凝聚了一支本領高強的隊伍。

　　 分社聘用司機昂翁彭措的父親曾經也是司機，因車輛掉下懸崖去世，家人勸他換個安穩(wěn)的工作。但他說，我喜歡給新華社記者開車，他們讓我知道什么是敬業(yè)，什么是共產黨員。

　　 “西藏分社記者給您留下什么印象？”當我們回訪自治區(qū)相關部門、基層干部及被采訪對象時，都提出這樣一個問題。

　　 “他們像高原上的蒲公英，不論在哪里，都能開出令人嘆服的花?！蹦乔须p湖縣委宣傳部副部長旦增窮培的回答充滿了詩意。

　　 一路春光，一路荊棘，雪域高原的新華人如夏花一般絢爛，開放在你眼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