恩格爾系數(shù)，是指食品支出占生活消費總支出的比重，通俗地說就是“吃”進嘴里的花費在全部消費中占多少比例。它是衡量人民生活水平的一個國際標準，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最重要的標志之一。幾十年來，在恩格爾系數(shù)逐步降低的過程中，北京老百姓的收入和消費不斷進階，迎來了幸福生活中的一個又一個驚喜變化。

　　告別票證市民吃喝“富講究”

　　民以食為天。吃是人類生存的第一需要，在收入水平較低時，用在食品上的消費必然是大頭。

　　上世紀五六十年代，物資匱乏、商品短缺，糧本、糧票、油票、肉票、雞蛋票……基本生活消費品幾乎都要憑證憑票定量供應。1955年，北京城鎮(zhèn)居民食品消費支出中近一半都是糧食，帶葷腥的副食票怎么使用，要一家之主絞盡腦汁地“窮算計”，雞鴨魚肉常常是過年時才有的奢侈享受。“小時候我們家有6個孩子，加上爸媽，一個月只能分幾斤油。”年近70的北京胡同大媽包以蘭回憶，那時候窮，家里連買豬肉都愛買肥的，為的是能煉出點兒大油來。（2019年10月1日《北京日報》10版，《小票券折射大變化》）

　　改革開放大幕的開啟，帶來了活躍的市場經濟，讓人們的生活發(fā)生了前所未有的明顯改善。市統(tǒng)計局的數(shù)據(jù)資料顯示，1978年，本市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僅為365.4元，等到了1988年，翻著跟斗地提高到1423元。與此同時，從1978年到80年代末這段時間，北京城市居民的恩格爾系數(shù)先是在55.3％—59.4％高位徘徊，然后從1985年的50.6％開始波動下降。這意味著人們的生活開始擺脫貧困，進入溫飽階段。（2007年4月11日《北京日報》8版，《市民恩格爾系數(shù)達到富裕指標》）對于北京人來說，吃飽已不再是問題，人們開始追求吃好了。

　　千家萬戶的餐桌豐盛了，北京人也開始在吃上“富講究”，直接吃的糧食逐年減少，而雞鴨魚肉等副食則成了家常便飯。還拿當初家家稀罕的吃肉來說，人們的要求已經從“要吃肉”“要肥肉”變成了“吃鮮肉”“吃瘦肉”。很多城里人的“吃喝”水平早已今非昔比，午餐、晚餐不少人家要做兩三個菜。在比較富裕的京郊，到老鄉(xiāng)家里，招待客人的便飯里也少不了肉和蛋，碰上好客的免不了還要喝上幾盅。（1988年1月13日《北京日報》1版，《一畝半地的思考》）

　　1992年，“居民購貨證”退出北京市。1992年12月1日，北京取消雞蛋票和肉票。1993年5月10日，糧票、油票宣告作廢——隨著物質的極大豐富，從1953年11月誕生的北京商品票證，終于完成了主宰百姓生計40年之久的歷史使命，退出歷史舞臺。（2001年4月30日《北京日報》9版，《明天去看票證展》）

　　“這一天開始，買東西再也不用發(fā)愁沒票了！”包大媽笑著說。吃飽吃好的北京人，憧憬著更加美好的小康生活。

　　“旅游”首次納入家庭消費支出

　　1993年，北京恩格爾系數(shù)首次降至50％以下。這在北京人的消費史上是特別有意義的一件大事。因為根據(jù)聯(lián)合國糧農組織提出的標準，恩格爾系數(shù)在40%-50%就是小康了。從這一刻開始，北京人就朝著小康生活結結實實地奔去了。

　　恩格爾系數(shù)降到50％以下，意味著人們終于有一半以上的錢可用于食品以外的消費了。能掙會花的北京人，在改善起生活質量上一點兒不含糊。在吃上，追求健康的北京人講究起了營養(yǎng)、風味、快捷、保健，這也是為什么市場上的粗糧玉米面能賣得跟好大米一個價；在穿上，北京人講究起了質地、品位和款式；在用上，電視機、錄音機、洗衣機、電冰箱這新“四大件”，也逐漸取代了手表、自行車、收音機、縫紉機老“四大件”，成了普通家庭的常見家當。1993年春節(jié)，穿用商品的銷售增長第一次超過吃的商品。按照恩格爾系數(shù)判定生活水平的方法，本市年節(jié)消費的這種變化，表明居民生活消費水平明顯提高。（1993年2月12日《北京日報》2版，《本市春節(jié)市場消費起變化 工業(yè)品銷售增幅首次高于副食品》）

　　在提高物質生活水平的過程中，北京老百姓也開始追求精神上的享受。在90年代初還挺稀罕的旅游，到1992年就成了居民家庭消費性支出的一項，首次出現(xiàn)在統(tǒng)計部門的報表中。也是從這一年開始，本市居民家庭收入和旅游支出這兩個數(shù)字明顯呈現(xiàn)逐年同步上升的趨勢。

　　雙休日的一大早，市民馬師傅一家三口就興沖沖地坐火車去天津了。21元錢一張票，用不了倆小時，到了。先去逛世界大廈、勸業(yè)場，中午到南市食品街吃有名的“狗不理”包子，下午信步海河之濱。傍晚，一家人心滿意足，帶著各自的收獲，搭火車回北京。

　　“五一”去康西草原騎馬踏青，六月份去密云遙橋峪睡農家炕，連同這一回，這個普通的北京三口之家半年多已經出去玩兒了三趟了?！跋禄貭幦Ш⒆尤ヒ淮吻鄭u?！瘪R師傅這樣籌劃著。

　　登高原雪域，走戈壁風沙，臨東海波濤，沐南島椰風，察祖國之廣袤；攀井岡哨口，走長征之路，住延安窯洞，觀天安門升旗，知先輩創(chuàng)業(yè)之艱辛……在上世紀90年代，像馬師傅家這樣走出家門去旅游的北京人越來越多了。（1997年8月10日《北京日報》1版，《千萬“京人”逍遙游》）

　　1998年，北京市民在旅游方面的支出繼續(xù)穩(wěn)步增長。當年，全市城鎮(zhèn)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472元，城鎮(zhèn)居民恩格爾系數(shù)為41.1％，而人均旅游支出達到137.05元，是1992年的6倍還多。那會兒剛開始時興自駕游，有本兒無車的市民李京算計好了路線，準備假日租輛富康和朋友一起去踏青。她說，自駕車出游更自由，踏青的范圍也隨心所欲。（1999年4月10日《北京日報》5版，《遠足踏青》）

　　“萬元戶”過時

　　消費“三級跳”

　　1999年，北京市城鎮(zhèn)居民恩格爾系數(shù)首次降到40％以下，為39.5％。這是人民生活質量提高的重要標志。根據(jù)聯(lián)合國糧農組織提出的標準，恩格爾系數(shù)在30％—40％為富裕，因此這意味著北京市民的生活開始從小康向富裕邁進。

　　市民的錢袋子普遍鼓起來了。改革開放之初，中國人創(chuàng)造的新名詞“萬元戶”，幾乎成了家庭擁有巨額財富的代名詞。等到了2000年，北京城鎮(zhèn)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萬元大關，達到10349.7元，“萬元戶”也因此成了一個過時的歷史名詞。因為在北京家庭里，特別是在城鎮(zhèn)家庭里，“萬元戶”太普通了。中國經濟快速發(fā)展，創(chuàng)造出了幾何級數(shù)遞增的個人財富和家庭收入。（2002年9月16日《北京日報》1版，《建設小康譜新篇》）

　　與此同時，北京人的消費水平也實現(xiàn)了“三級跳”——從過去千元級的家電消費，萬元級的移動電話、普通住房消費，到達了十萬元級的私人汽車、商品房消費。（2002年3月14日《北京日報》6版，《北京人消費20年跳三級》）2003年，本市戶均擁有的存款數(shù)已超過10萬元，住房、汽車、旅游及留學等消費持續(xù)升溫，市民在教育文化娛樂、交通通訊和醫(yī)療保健方面花錢也更加大方。（2003年5月14日《北京日報》6版，《北京出現(xiàn)“超儲蓄”現(xiàn)象》）

　　收入和消費的雙增長，見證了北京人生活質量的顯著提升。53歲的曹玉琦告訴記者，她現(xiàn)在不為吃穿發(fā)愁了，注意力都到提高生活質量上來了。什么是小康？在她看來，小康就是收入不斷增加，有余錢買點股票、基金，有時間就出去轉轉?！敖衲暌呀洺鋈ヂ糜蝺纱瘟耍?月去了趟云南，9月又去趟山東。什么大理、麗江啊，威海啊都去過了?！保?007年10月15日《北京日報》9版，《50位市民統(tǒng)計局里曬賬本》）

　　收入跑贏GDP

　　服務性消費時髦

　　2017年，我國居民恩格爾系數(shù)為29.3％，進入了聯(lián)合國劃分的富足區(qū)間。那一年，北京市居民恩格爾系數(shù)為20.2％，全國最低，人民生活整體上邁向富裕。（2018年12月22日《北京日報》3版，《北京經濟社會發(fā)展40年迎巨變》）

　　近幾年來，居民收入增長連年跑贏GDP增長，強有力地支撐了人們的消費新升級。2018年，全市人均可支配收入躍升至62361元，其中，城鎮(zhèn)居民可支配收入較1956年增長309倍；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增長了近200倍。從城鎮(zhèn)到鄉(xiāng)村，家家戶戶的錢包都鼓了起來。鼓起來的錢袋子中，除了傳統(tǒng)工資性收入，還有經營性收入、轉移性收入、財產性收入等。

　　幾十年來，北京居民收入已經逐步打破工資性收入占絕對主導的單一結構，轉移凈收入全面增長，經營凈收入結構優(yōu)化，財產凈收入也從無到有。北京老百姓的恩格爾系數(shù)則不斷降低，消費結構也隨之改變了以食物等生活必需品為主的格局，從物質性消費向服務性消費升級，更高層次的旅游、教育、文化、養(yǎng)老等消費的比重不斷升高，老百姓的精神生活更加豐富。（2019年9月22日《北京日報》1版，《首都市民錢袋子鼓起來》）

　　今年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即將實現(xiàn)，人們追求的美好生活將進一步向更高水平邁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