記得我們這樣走來
作者:張曼菱
又是一年升學季。
以前寫過一些關于高考的文章,回憶的都是轟轟烈烈的大事件,大驚大喜,寫時代對我們這代人的慷慨賜予,仿佛是“黃河之水天上來”。驚濤遠去,自有歸處,而細節(jié),猶如大浪淘沙后平靜的水紋,是我們自己的“私人史”。
1977年,恢復高考。
那個時代有個口號:“人生能有幾回搏?”
我在自己居室的墻上貼了兩張地圖——中國地圖和世界地圖。歷史大事年表貼在床前,一張是世界史,一張是中國史。數學公式、三角函數的數值,臨近考試的那幾天再重點背。
那時,單位派我去參加“農業(yè)學大寨”。白天我推小車運土,晚上回來溫習。
母親買了牛肉,切成小塊,用醬油烤干,放罐頭瓶里。晚上我嚼著看書,不瞌睡。
窗前放著一對啞鈴,上肢運動能使大腦清醒。
去照相館,告訴師傅,拍一張準考證上貼的照片。師傅說:“放心吧?!闭掌崆叭〉?,一看,果然秀麗端莊。后來北大招生組組長趙老師說:“一見照片,就讓人喜歡這個學生了。”
中學一派活躍,各個學校紛紛尋找往日的得意門生。
我的母校昆明市第二十四中學地處偏僻的西郊,被稱為“沒有圍墻的學校”。我們成天在小河邊溫習,在田野里小憩,作業(yè)本常被風吹到水里。正是這種“風餐露宿”的習慣,使我在下鄉(xiāng)后也能在雞犬相聞的環(huán)境里讀詩書。
我跑回學校向老師們借書,那時教科書已經是“洛陽紙貴”。教歷史的孫老師主動說,他上我家來,為我講三天課,保證我抓到重點。
我捧著代數書和幾何書回家,想起了曾老師。最后一次在路上遇到他,是當知青的我回來探親時。曾老師哀傷的目光注視著我:“張曼菱,你在下面,要抽空翻翻書。不要忘記了!”我茫然地點頭,心里卻想:“這有什么用?”那時候我們想的是如何回城,還有戶口、糧食,至于代數、幾何,離我們何其遠!不久,就傳來曾老師逝世的消息。一位生命即將走向盡頭的老教師,最后牽掛的還是學生,他對未來是有預見的。
未來,真的來了!曾老師對我的牽掛,成了我溫書備考的力量。后來,當我得知自己的數學是文科考場里的最高分,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曾老師,我想告訴他:“學生沒有辜負您!”
考試是需要有些準備的。大事當前,要預演??逅埂た巳R伯是卡拉揚之后的又一位著名指揮家,他的指揮充滿激情,他坦承自己對著鏡子預演過。
考試的前一天,我在上班,抬著大掃帚掃操場。一位年邁的教師走過來,關切地問我:“你有沒有去看一下考場?”我愣了一下,還需要提前去看嗎?事實證明,非常有必要。
我的考場在昆明市第八中學,這個中學的門口我經常路過,但那天走進去卻是第一回。一看,各個樓已經貼上了鮮明的標識,第幾考場等等。繞來繞去,我才找到了自己準考證上的那個教室,隔著玻璃窗望進去,里面每張桌子桌面的左上方貼好了考號。我也大概知道自己坐在哪里了,那個位子夠敞亮。
進考場考試那天,就聽見很多考生在焦急地詢問教室在哪兒。我則胸有成竹,停好自行車,走進自己的那個教室,心理上多了一重優(yōu)勢。
我的座位后面是一個年紀比較小的考生,開考后只聽見他的筆像雞啄米一樣發(fā)出聲來。旁邊的老師說:“不要緊張?!蔽液芟敫嬖V他,不如先拿張白紙畫一只鴨子什么的,讓手放松下來。
第一天上午考的是數學,下午考完我取自行車時,有幾個監(jiān)考的老師對我指指點點,聽見他們說:“就是她,數學全做對了!”呵,他們一面收卷,一面已經搶先閱卷了。
記得監(jiān)考的老師總是多給我稿紙,最后才來收卷子。一個教室的人都走光了,他還說:“多看看,多看看,不忙著交卷?!蔽也桓姨ь^,我知道,在他的眼睛里,一定寫滿了期待。
在我們這個古老的國度,人才的培養(yǎng)有一種如同傳接力棒的優(yōu)良傳統(tǒng)?,F在人們都傳頌著西南聯大“弦歌不輟”的豐功偉績,可是人們想過嗎,正是戰(zhàn)時那些中小學校艱難轉移,從不放棄,輸送著一批批少年,西南聯大及其他戰(zhàn)時大學的新生才會源源不絕。辛辛苦苦而默默無聞的中小學教育,是人才鏈的起始點。
父母問我:“考試的那三天,想吃什么飯?”我說:“雞湯米線?!庇谑?,父親起早去買汽鍋雞,母親加工米線。
后來父親對我說:“排隊買汽鍋雞的時候,我后面有一個人戴著北京大學的校徽。當時心中一動,想要是能考上這所大學就好了。沒料到,你竟然就上了北大!”
等待大學錄取通知書的那段日子是難挨的。片區(qū)里錄取通知書都發(fā)放完了,沒有我的事。我徑直去五華區(qū)查問,一報名字,人家說:“就剩你這份了?!?/p>
“重點大學的都要到區(qū)里領取。”辦事員拿出一個大信封,上面印有“北京大學”。
騎上自行車,我撒開雙手沖下了武成路的陡坡,唱著:“藍藍的天上白云飄……”
“春風得意馬蹄疾,一日看盡長安花”,寫的正是這樣的捷報。
家人聽到一連串上樓的聲響,知道我必是“得勝回朝”。進家門,將懷里的信封抽出來往床上一甩。父親立即打開來,哇,一厚沓,什么新生歡迎信、轉戶糧關系的證明,連行李標簽都備好了。
那是1978年秋天,家里開始給我準備北方過冬的衣服。此前一直沒敢準備,怕考上北大是種奢望。母親拿出她新織的毛線褲,我推拒,我知道她冬天腿疼??墒俏也粫f好話,只會說賭氣的話:“這么紅,我不穿!”最好的衣服是一件駝絨大衣,那幾乎花了我一個月的工資。除了在南方穿的小棉襖,母親又趕著縫制了一件帶墨綠菊花的罩衫。其實最冷的是腳,招生老師告訴我要買毛皮鞋,但昆明沒貨。后來到了北京,我嫌貴,便買了雙大棉鞋,我們叫“大頭魚”。我穿著這雙鞋跳舞,當了四屆的文藝委員。
夜色中,父親和妹妹把我送到車廂。我乘坐的是硬座,帶著奶奶的舊木箱和父親的一個布面旅行袋,旅行袋上打了補丁。從窗口望出去,昏暗的燈光下站著父親和妹妹。我就這樣離開了家園。
從貴陽上來了一個“大腦袋”。車上有《人民日報》,顯著的版面登著照片,說北大錄取了一位魯迅研究者。有人指著報紙說:“錢理群!”我上前去問,果然是他。
畢業(yè)后我和錢理群有很多交流,有一次他對我正色道:“你不能叫我錢老師,我們是同一年入學的?!蔽艺f:“好,就叫師兄?!庇谑欠Q之為“理群兄”。
進北京站,看到各個大學歡迎新生的紅幅標語,氣氛熱烈。找到北大的桌子簽到,那個幫我拿行李的男生說:“我也是新生,昨天到的?!?/p>
新年晚會上,我登臺唱了一曲《小河淌水》,因此出名。到圖書館有男生讓座,說:“你的民歌唱得好?!蔽倚πΑT谶b遠的云南,我曾作為一名工人為新生布置歡迎會場,當一切就緒后,我突然站到臺上,預演了一曲,唱的就是這支云南民歌。我幻想自己有一天也會被迎進大學。那時是在醫(yī)學院當工人,每年為新生發(fā)家具、搬鐵床的都是我。隨“開門辦學”的醫(yī)生們下鄉(xiāng)去,我管中藥房,采藥,制藥,學了不少本事。假如沒有高考,我可能會成為一名自學成才的中醫(yī)。
記得我?guī)缀鹾退薪涛覀兊睦蠋熮q論過——當時的教材還是舊的,很多已經不符合新的時代精神,但老師亦不得自行改動,于是成為我們的“靶子”。在校園里,我們這批學生幾乎是“哪兒敲鑼哪兒到”,唯恐錯過了什么時代的大節(jié)目。好在學校對我們相當寬容,老師們見多識廣,分外慈祥。
北京大學的?;沾髁艘荒辏矣辛艘粋€男朋友,是中國社科院的“紅學”研究生,在他的“敲打”下,我沒那么浮躁了。同學們也一個個沉潛起來,尋求各自的專業(yè)與愛好。
百廢待興,期待人才。我們不再是“憤青”,建設祖國可不是頭腦一熱的事。學海行舟,校園四處是讀書人。夜間宿舍關燈,人人都裝了自制的小臺燈。蚊蟲飛襲,路燈下還站著捧書人。老師們在課堂上提醒:大家要注意身體。
正是在這時,中國女排成為全國人民的一盞心燈。她們是從“0∶2”翻身的。于是我在一張紙上寫下“0∶2”,貼在床頭。然而我是“輸家”,寫了兩個中篇,都沒能發(fā)表。
每天早上或下午,我都要去學校的體育場跑兩大圈。體能,在人生的任何一個階段都是很重要的。我是中文系800米冠軍,無人能敵。我喜歡接受挑戰(zhàn),不害怕挫折,這樣能變得越來越強大。
一年后,我扯下了貼在床頭的那張“0∶2”,終于“2∶0”了!兩個中篇《有一個美麗的地方》和《云》,在1982年的春天連續(xù)發(fā)表于當年的《當代》第3期、《收獲》第4期。
畢業(yè)前,我正在校園里四處跑,辦離校手續(xù)。幾個電影廠的人找來了,在宿舍里等我。我的處女作小說《有一個美麗的地方》最終由北京電影學院的青年電影制片廠拍攝,那個劇組的班底是與我同屆的大學生。
畢業(yè)后我分配到天津文聯,從此有了工資。父親卻有些失落:“今后再也不用去郵局給你匯錢了?!?/p>
四年里,我的生活費都來自父母的匯款。郵局那個柜臺的營業(yè)員已經熟悉父親,每個月都會看著他用帥氣的鋼筆字寫下“北京大學中文系 張曼菱收”,十分仰慕。父親總會與人家寒暄一番,乘興而歸。
這大概是我此生帶給父母最大的快樂了。
《光明日報》(2023年09月01日 15版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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